中国互联网的精神迷失与创新之伤

　　采访·撰文
　　从1994年开始，中国互联网历经12年的发展之后，开始遭遇“围城”之困——城里面的人想出来，城外面的人想进去。

　　互联网“围城”现象的背后，是一个巨大的黑洞：互联网精神的迷失，以及创新精神的乏力。在业内人士看来，互联网的迅速崛起，靠的就是“酷”，就是打破常规的奇思妙想。而现在的互联网企业，初步成熟的同时，也在丧失奇思妙想和创新的冲动与热情，缺乏冒险精神，害怕失败。

　　在调查和研究中，我们发现，互联网“围城”现象的根源，是中国互联网独特的“贸工技”模式在发挥作用，特别是在2001年以来，驱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并非“技术”元素，而是“代理制”这种营销模式。

　　这就是中国互联网的三大“围城”之困：

　　“围城”一、创新力之伤

　　“围城”二、互联网精神的迷失

　　“围城”三、传统产业的入侵

　　“互联网在中国已经有12岁了。”在3月份的一次互联网峰会上，互联网专家、清华大学教授吴建平回顾道。

　　在他看来，中国互联网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，1994年到1999年是互联网学习、建设期，2000年以后，则进入互联网关键技术攻克期。吴建平说，“安全问题成为互联网目前发展最主要的障碍。”

　　和吴建平的看法不太一样，不少互联网从业人士认为，中国互联网的最大障碍是互联网精神的缺失，以及创新力严重不足。有人形容为，中国互联网正在遭遇一个巨大的“围城”难题—外面的人想进来，里面的人想出去。

　　在经过12年的发展后，一度阳光灿烂的中国互联网之路似乎变得凶险坎坷起来。资深互联网人士谢文认为，“中国互联网正面临十字路口”。而另一位互联网人士、携程创始人之一季琦则表示，“互联网创业已经过时，传统行业遍地都是黄金。”

　　中国互联网遭遇了怎样的“围城之困”？是谁制造了这个该死的“围城”？

　　进城V.S出城

　　要想看清中国互联网的“围城”，就要先看清两股势力，一股是“想出城的人”，一股是“想进城的人”。

　　调查中发现，“想出城的人”大概分为几种类型：想套现的投资商，干久了想出去的人，不得不出去的人。

　　谢文认为，“那些出城的人当中，有不少是没想明白稀里糊涂就进来的，他们想进的是发财之城而不是互联网之城，那只是一些投机者。还有一些人从开始就是在拷贝别人的模式，当他们发现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抄袭，或者抄袭的成本太高时，会选择离开。”

　　互联网分析师、正望咨询总裁吕伯望则认为，“城内的人还没想到冲出去，但是已经没有以前的激情了。这就像夫妻双方并没想离婚，但是蜜月期早就过去了。还有就是对互联网不满意，充满牢骚，认为互联网已经不再是自己当初热爱的互联网了。他们对现状非常无奈，只有与现在的互联网同床异梦。在他们原来的想象中，互联网是一种崇高的爱情，现在爱情已经放到一边了，功利的东西或者日常生活琐事成了婚姻的主要内容。”

　　在那些“想进城的人”中，“不得不进来的”是指那些受互联网影响巨大的行业，比如传播业；“主动要进来的”则是那些把互联网上升到战略层面的企业，比如传统的电信公司、旅游公司等。

　　在吕伯望看来，想进城的已经进来一大批了，其中，网络营销公司、中介代理很多。而传统零售商、制造业却进来的不多，导致中国的电子商务不够鲜活。不少网络营销公司承担的是中间人的角色，把传统行业骗到互联网来。

　　“围城”背后

　　作为互联网“围城”现象的一个佐证，不少业内人士把中国互联网的现状总结为一句话：传统互联网巨头疲惫，新兴互联网乏力。

　　根据alexa的统计数据，从PV(Pageview，页面流量)指标上看，自2004年以来，除了百度和腾讯表现比较平稳之外，其他几个互联网标杆公司，如新浪、网易、搜狐、TOM基本都呈下降趋势。

　　观察美国互联网的前五大网站，如MSN、Google、YouTube、Myspace等，都是呈稳步上升态势。

　　从股价走势图看，近3年来，几个传统互联网巨头，比如新浪、网易、搜狐、TOM等，基本都呈平行或下降趋势。

　　而那些大打SP(Service Provider，增值服务提供商)概念的公司，更是下降幅度惊人。自2006年6月信产部和中国移动联手整治SP以来，在美国上市的中国SP公司的股价大幅跳水。2006年，几大SP概念公司，如TOM在线、空中网、掌上灵通、华友世纪等公司业绩大幅下降。SP的龙头股TOM在线更是被TOM集团进行私有化操作。

　　而代表着中国互联网新兴力量的Web2.0公司，不管是在PV指标上，还是赢利模式上，至今没有出现过像美国的YouTube、Myspace那样的颠覆性力量，伴随而来的反倒是裁员、资本枯竭等不利消息。

　　互联网“围城”现象的背后，是一个巨大的黑洞：互联网精神的迷失，以及创新精神的乏力。在业内人士看来，互联网的迅速崛起，靠的就是酷，就是打破常规的奇思妙想，现在的互联网企业，正在逐步成熟，也在丧失奇思妙想的热情和创新的冲动，缺乏冒险精神，害怕失败。

　　在Frost & Sullivan中国总裁王煜全看来，中国互联网的创新之伤，首先来自于互联网的陋习，“传统产业是很看中实实在在做事的，但互联网好像更看中眼球、流量，而流量还可以造假，这些在传统产业是不可思议的。可以说，现在的互联网是不正常的环境。”

　　谢文表示，“事实上，是时候对原有的互联网这座城进行重新审视了，这个城建的好不好？是否需要改扩建？”

　　“围城”之源：互联网“贸工技”

　　到底是一股什么力量在左右着中国互联网？让不少中国公司堕入惰性的陷阱，甚至让不少跨国互联网公司铩羽而归？

　　不少人把那股破坏性力量归为SP身上，谢文更是认为，SP兴起的2003年是中国互联网的一道分水岭。

　　本刊的调查与研究发现，SP并非中国互联网“围城”之源，但是，SP却是这股力量的一个巨大分支。

　　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2001年，这一年，网络股泡沫就如同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泡沫一样破灭。这一年，《财富》上刊登了一句很震撼的话，“一位网络公司的清算人说，这类公司有许多只是一个形象和一些便宜的隔墙。”

　　2001年，3721创始人周鸿一推出了一项新产品—网络实名。但是，真正产生革命性力量的不是来自于技术，而是周鸿率先引入的区域代理模式。在3721的强盛时期，全国直接和间接参与销售分利的渠道代理达5000余家，有近10万名业务员销售该产品。

　　在吕伯望看来，把代理制引入互联网，这是一个革命。“这些中间商可能不知道这个产品是怎么回事，但就是有办法把这个产品卖出去。这套机制被引入互联网，包括网游、SP都采用这种方式。”

　　这种模式非常类似于10年前PC业的模式—“贸工技”。1995年夏天，柳传志在公司内部的会议上，第一次把“技工贸”改成了“贸工技”，并模仿惠普模式，抛弃直销，全面引入“代理制”，从而引发了中国PC业的一场革命。

　　自2002年以后，以SP的爆炸性成长为标志，中国互联网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控下，全面进入“贸工技”模式。这种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好处，比如市场回报、客户心理、局部创新的增强。但是，这种模式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，互联网精神的迷失、创新乏力、快钱模式的横行、Web2.0的失利，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些源头。

　　对中国互联网而言，这是一个宿命，还是一个魔咒？
　　2006年2月，互联网之父温顿·瑟夫(Vinton Cerf)在接受采访时，被问道“美国硅谷现在有什么新的模式可以为中国互联网借鉴？”温顿·瑟夫的回答相当耐人寻味，“不要模仿硅谷，中国互联网已经走出了自己的模式，不要跟着美国的模式走，要探索自己的模式。”

　　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之后，中国互联网的确在探索自己的模式。但是，中国互联网的创新模式仍是基于这样一个模型：技术上模仿美国，渠道经营则走出一条独特的路子，这可以被称为是互联网的“贸工技”模式。

　　2001年，3721率先在互联网引入区域代理制，这种模式使得许多不懂互联网的人发现了淘金机会，吸引了众多创业者的加入。

　　另一个可以作为例证的是SP业务的兴起。2000年，几大门户都加入了移动梦网。但直到2002年，几大门户单季度的SP业务收入仅仅只有100万美元左右。当网易较早的引入了“代理制”模式，和网站同盟合作之后，单季度的SP收入迅速超过了500万美元。

　　在互联网分析人士杜红超看来，中国互联网一直是粗放型的发展，3721所引入的代理制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。随着越来越多人的加入，一个更大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，这就是移动梦网，移动梦网把许多像3721这样的公司招到麾下，使得短信、彩铃这种技术含量极低的产品在中国获得了爆炸性的增长。

　　“贸工技”模式并不是简单的渠道为王，它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技术创新，更重要的是它找到了一种了解客户需求、快速变现的途径，对当时仍处于幼稚期的中国互联网而言，这是一条必经之路。

　　但是，这种“贸工技”模式也是互联网“创新之伤”的一大源头。在吕伯望看来，这种“代理制”模式对中国互联网的影响是巨大的，“那些赚快钱的，到互联网里面来了，导致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心态很浮躁，浮躁之后，互联网原有那种‘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’的精神逐渐消失殆尽。传统领域里面那种坑蒙拐骗的手段进来了，没有规则，不择手段，流氓软件的泛滥就是例证。”

　　互联网“创新之伤”的另一大源头是缺乏合适的创新环境，在谢文看来，创新是要有氛围的，需要有一个支持创新的环境，以及资源配套、游戏规则等的完善。但是，在当前的互联网环境下，那些真正的创新者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回报，反倒是抄袭者获利。

　　还有一个伤害互联网创新的是，互联网公司落后的管理方式，以及它所引发的创新惰性。10年前，互联网带来的不仅是一个梦想，更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方式，比如CXO、期权制度、董事会模式等。但是在10年后，中国互联网公司的管理却向着落后方式靠拢，比如“一人独大”：董事长、CEO一人担当；董事会和管理层没有进行切割。常见的管理方式还有：一言堂、论资排辈、小山头、家族管理等。

　　事实上，也有一些互联网公司保持了对“贸工技”的警惕，以及对创新惰性的敏感，从而不断进行创新升级，这使得他们拥有了把握未来的力量。很遗憾，这只是很少数。

　　吕伯望 “贸工技”模式的反思

　　《数字商业时代》：如何看待中国互联网的创新？为什么“代理制”会在中国引爆这么大的力量？

　　吕伯望：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的时候，.com是一种封闭的体系，到门户去投广告，门户给我带来流量，我再吸引风险投资。网络泡沫破灭以后门户的广告急剧下滑，人们就发现原来以为几天或者几个月就能实现的梦想需要10年或者20年才能实现。国内很多公司找不到收入来源，马上就要面临生存危机了，不少互联网人加快了由传统行业向互联网迁移的过程，他们认为，把传统经济拉进来网络公司才能生存下去。要把传统经济拉进来，要你情我愿才行，当时互联网企业有些太一相情愿，而传统企业看互联网像对穷小子一样，看不起。但是做代理的中介经纪人突然起来了。代表性的例子就是3721做网络实名的推销，它把IT业的代理制引入到中国互联网，这些中间商可能不知道这个产品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有办法把这个产品卖出去。代理人当中有不少类似农民工的人，他们挨家挨户的游说企业，这种力量很可怕。

　　《数字商业时代》：除了代理制，中国互联网还有哪些创新是革命性的？

　　吕伯望：中国互联网公司在用户黏性上是最有手段的。比如新浪，把高端用户都粘在自己身上，立于不败之地。但是，新浪的创新还是不够的。这几年的发展中，新浪的模式没发生特别大的变化。反观美国的雅虎，几年来变化比较大，通过兼并，它把不少新技术吸纳到门户中去。再看百度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百度把用户粘住，不仅仅是中文搜索，还有更重要是MP3搜索、贴吧和百度知道。贴吧和百度知道完全是两个非搜索引擎产品，MP3严格意义上也不是网页搜索。百度靠非主流的搜索产品吸引住了用户。MSN在即时通讯技术上可能更优秀一些，但是为什么人们离不开QQ？因为MSN是封闭的，必须别人邀请你才可以进入，但是QQ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社区，它不仅有聊天社区，还有购物社区和游戏社区。这都跟中国人特殊的心理有关，外国人看到同事穿件新衣裳是不会花很长时间去问的。但是中国不一样，他们购物是要讨论的，要互相交流经验的，要问的一清二楚的，这就是中国用户的力量。

　　《数字商业时代》：如何看待中国互联网这种独特的“贸工技”发展模式？

　　吕伯望：现在互联网存在几种模式：第一种是人工密集型的，像呼叫中心这样的企业有很大市场。

　　第二种模式需要有一定的技术，像百度这样的公司，没有技术就吸引不到这么多用户，但又不是纯技术的。在美国，用户转换搜索引擎是没有成本的，哪个好用马上就换用。在中国，像百度这样的公司必须上一个门槛，技术上的差异已经不是你成功的决定因素了，还要看你的营销、渠道、品牌等。

　　第三种模式就是纯技术型的，但是在中国这种模式不太有生命力。

　　《数字商业时代》：我们看到的这种中国互联网公司普遍创新力很缺乏，原因是什么？

　　吕伯望：中国用户的习惯可以几年不变，比如看新浪新闻或者使用QQ聊天，也许有不满意但不会想到有一家公司创新了我就去尝试一下，只是心里抱怨。美国雅虎一直是互联网访问量最大的一个，但是它经常被新兴的公司挑战，比如Myspace、YouTube等。但是在中国，新兴公司对大巨头的挑战总是挑战不动。

　　《数字商业时代》：如何观察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创新指标？如何评判它的创新力？

　　吕伯望：创新就是新奇的体验。美国的Web2.0总是有一种让用户产生新奇体验的创新，他们通过新技术、新功能来实现。在国外无论是技术角度还是商务角度都成熟。在中国则很难，博客是Web2.0中技术含量很低的产品，但是去年才推广开来，国内互联网公司创造这种新奇体验的东西太少。

　　《数字商业时代》：如何看待中国Web2.0公司的创新乏力？

　　吕伯望：首先，用户本身要对技术感冒，技术好我马上就会去用，如果市场是技术驱动，那么大公司竖起的壁垒就很容易被击破，我用新的技术就能打胜仗，击破你的堡垒。但是，中国互联网是传统行业的竞争格局，它拥有资本、用户基数、销售渠道、品牌营销的壁垒，你单纯用技术和我拼是不行的。就是有创新公司也无法出头，创新环境有问题。

　　《数字商业时代》：如何看待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创新惰性？

　　吕伯望：他们占住几个重要山头，下面没有配备新式武器的小公司无法攻占，他们当然就自满了。企业为什么创新，就是为了在竞争环境中取胜，如果凭以前的经验就可以取胜就没创新动力了。

　　3月27日，在经历了“资本枯竭”的传言打击后，联创策源公司总裁冯波在新浪网上做了一期访谈节目，“我们不是神仙也不是魔鬼”，他在节目中如此说。

　　神仙还是魔鬼？冯波的矫枉之言，也是风险投资(VC)在中国互联网的一个缩影。但在不少人看来，VC也是中国互联网创新的最大破坏者。

　　王煜全在接受《数字商业时代》采访时表示，“风险投资是非常坏的机制。宏观讲，社会建设需要资金利用的有效性，花10块钱能办15块钱的事儿。但风险投资是花1000块钱只办100块钱的事儿。我认为风险投资投的钱，算下来少数是赚的，整体是赔的。从微观讲，风险投资助长了好逸恶劳寻求一夜成名的机会。另外，国外很多项目科技含量很高，风险投资商也是星探水平，但国内的很多风险投资商自己就是‘科技含量不够’，不专业的。”

　　德丰杰ePlanet全球创业投资基金执行董事孙文海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，机会主义者不是真正的VC，“这不仅仅是VC造成的，作为创业者本身也应该具备一个素质，就是选择真正的VC，这也是他们应该具备的；而如果一旦他们不幸选择了不够专业的VC，VC希望他们赚快钱，他们也应该具备这种顶住压力的能力。”

　　风险投资正在成为中国互联网一股主导性力量，它几乎随着网民数量的增长而同步发展。根据清科创投公布的数据，2006年创业投资市场的投资额达到17亿美元，案例数量为324件，达到2001年以来的最高点。

　　但是，在不少互联网分析人士看来，风险投资的增长背后，则是互联网精神的急剧下降，甚至是迷失。

　　迷失之一是，急功近利精神盛行，“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”的共享精神缺乏。在“贸工技”模式的引领下，加上VC的助推，许多创业者把眼光放在短平快的赚钱模式上，而没有把更多精力放在技术创新、用户体验创新上。吕伯望评论道，“技术创新要沉下心来搞个两三年才能成功，但是你自己想做事的时候看别人在赚快钱，你一定沉不住。中国的风险投资很多也不是看到你有一项技术创新才给你投资的，他问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最快最省事的把钱赚回来。”

　　比如，在中国，开源软件就一直没有做起来。有人把它归结为两个原因，一是公益心缺乏；二是缺乏闲暇时间。

　　迷失之二是，冒险精神缺乏，抄袭精神盛行。在谢文看来，特别是那些功成名就的互联网创业者，更是创新缺乏，“甚至自恋到无以复加的地步，认为别人永远不能超越我的地位，不去创新了，也失去了互联网精神。”

　　迷失之三是，新兴创业者的迷失。从上市互联网公司的数据来看，除了SP之外，大部分互联网概念股都是2000年前创业的一批，2003年以后则很少有亮点出现。而有的互联网创业者则发出警告：远离风投，回到做生意本质。

　　谢文把SP盛行的2003年看做是一个分水岭，“2003年之后受到SP影响，创业者开始追逐赚快钱，不好好做平台。”